不管再大的危机，再大的苦厄，巨大的机遇都在其中。而你假如心里只有苦厄和磨难，整天在那里怨天尤人，那么你付出的，就真正顺水漂走了。而且可能结果更坏。由于你的精气神已严重受损，已经回不往了。
　　
　　王育琨
　　
　　公司刚刚创立两年，30岁的稻盛和夫便踏上了往开辟美国市场的道路。这么急着赴美，稻盛和夫有不得不为之的理由。
　　
　　京瓷作为一家新出生的小公司，当初在日本处境很难。由于一个牢固稳健的市场秩序已形成，一个共荣共享的供给链已摆在了那里，这对新公司非常不利。怎么往突破这种窘况呢？他想到了往开辟美国市场：日本电子机械产业界都靠从海外引进技术。若是海外的着名电子公司使用京瓷的产品，即使京瓷没名气，日本的至公司也会很快使用我们的产品吧！
　　
　　与京瓷一样，战后起步的索尼、本田等公司也很早就把视野拓宽到美国和世界市场。在日本，一家公司无论拥有多么先进的技术，无论如何积极地拓展经营，总会被无形的束缚绊了手脚。走向海外世界，获取众人认可，是逃脱这个桎梏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条件。
　　
　　稻盛的第一次出国显得格外隆重。千里迢迢往东京机场送行的，有创业以来所有的治理层、稻盛的妻子朝子和长女阿忍。想到自己从学生时代起就有的愿看终于得以实现，稻盛激动得哽咽难语。行前，听说千叶县松户有个熟人家里有洋式坐便器，稻盛还特地往他家体验了一番。
　　
　　那个时代，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是1:360。往美国，仅一个人的差旅费就需80万日元，实在不是一笔小开支，对刚刚起步的京瓷来说是个很大负担。因此，稻盛是怀着一种悲壮感踏上旅程的：“一定要在美国市场闯出一片天地！”
　　
　　然而，美国之行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当时的做法是把贸易商作为代理店，但贸易商却不那么配合，迟迟不引见厂商。稻盛也不知道美国人的工作习惯。所以一度备受煎熬。
　　
　　来美国，对稻盛来说每分每秒都非常宝贵，根本不答应悠悠闲闲，不慌不忙。所以他天天都往代理商那里，每隔两个小时就催促一次：“请你们快点安排联络，时间宝贵啊！”
　　
　　终于，在代理商的安排下，稻盛开始挨家挨户造访一些公司了。他用紫色布包起样品，精神抖擞地展开了商务洽商。看到京瓷的产品，每一家公司都惊奇其技术之精良。但是，迟迟不见订单！从第三个星期开始，他天天都有一两个小时剧烈的头疼。在一次次商谈中，无功而返。他睡梦中经常被压住，饭食亦不能下咽。他自己这样描述：“住在肮脏的小旅馆中，外出又不会讲英语，饭菜也分歧口味，但我一想到员工的期待，就觉得‘无论如何要拿到订单’。这个愿看在半夜袭来，我会做梦，全身发冷，深夜忽然惊醒。这样日复一日。但终极，宝贵的经费都花光了，也没有任何与订单相关的收获。”
　　
　　初次赴美便遭遇惨痛失败，稻盛和夫甚至当时也想过“不会再来美国了”。可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意识，却让稻盛和夫自创业以来找到了真正的知音。
　　
　　他后来这样叙述说，“最初访美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和我一样，也基于原理原则作出判定。若是他们以为某个事件‘公道’，我按自己的想法也判定‘正当’的话，就会立即得出一致的结论。后来在美国扩展事业时，这一点给了我极大的自信和帮助。”
　　
　　日本的法律体系是以德国为模板的，基本是成文法，美国采用了判例法，在判定所有事物时，都要看这件事本身是不是正当或妥当。美国人喜欢reasonabale（公道的）。通情达理，并不一定合乎法律，合乎权威意志。在审判中设立陪审员制度，征集有知己的人判定。然后，根据这个案件的判例来制定社会规范。这种美国式做法，对稻盛和夫是个极大的鼓励。
　　
　　本来，他的境遇让他没有机会请教上司，无法靠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作出判定，他依据事实作出判定还有点拿捏不准，不知道是不是可靠。美国之行，彻底打消了他的这个顾虑。他与美国人一样，面对一个个具体经营题目，都独自思考，根据自己的知己和道德作出判定。
　　
　　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站到了作为人该怎么做这个原点上，往往就轻易得出一致的判定。讨论最忌讳是非要坚守成见。一旦成见没有了，讨论起来就轻易了。大家都冲着最简单的事实就可以了。醒悟到这个原则，对稻盛和夫弥足珍贵。日后在美国拓展市场，他都能够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往前推进。
　　
　　一次本来应是倾销的访美之旅，却成了印证京瓷之道之旅，成了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开端。固然出访过程不顺利，但是稻盛和夫增强了打进美国市场的信心。美国人跟他一样喜欢回到“通情达理”的原点。他当时做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决断：进一步进步技术能力。
　　
　　中国的创业家们多多少少都有第一次往美国的经历，甚至也多多少少像稻盛和夫那样被语言和习俗障碍禁锢在狭小旅馆里的遭遇。像稻盛和夫那样一下子捉住了本质的人或许也有，但鲜有报道。实在，不管再大的危机，再大的苦厄，巨大的机遇都在其中。而你假如心里只有苦厄和磨难，整天在那里怨天尤人，那么你付出的，就真正顺水漂走了。而且可能结果更坏。由于你的精气神已严重受损，已经回不往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
　　
　　原始出处：《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