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一个小县城长大，那是上世纪60年代。对小县城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固然不是那么完整和清楚，但是，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风土人情，经历过了，也就有了抹不掉的烙印。

　　小县城是一个老城，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有城关镇，也就是当时俗称的城里，城里分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随着行政区划的沿革现在应该是街道办事处）。当时我父亲在县人民政府工作，母亲在一家被服厂工作。被服厂在东关，东关离城里大约有2里路。为便于母亲工作，我们一家住在离工厂不远的一家民房中。我记得那时候不管是机关还是工厂公众都不提供家庭住房，只有县委书记和县长还有少数领导他们住在机关大院里，由于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孩子我们是同班同学，我到过他们家，他们的家也就是三四间屋子的一个大通间，里面几张床，一个炉子，一群孩子，衣服鞋子凌乱的扔在各个角落。我们住的民房是两间南屋，每月的租金只有三元钱，冬天屋子里很冷，生一个渣滓炉子，实在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生的也是这种炉子。所谓渣滓炉子，就是烧渣滓（渣滓就是用土和煤加水和在一起的一种泥巴状的燃料）的炉子。

　　固然住在东关，但是家里人为了让我上全县最好的学校，送我到南关往上学，南关的学校叫城关小学，相当于机关子弟学校，是全县的宝塔学校，县直机关的孩子一般都在这所小学。上学天天往返要跑十几里路，不管刮风下雨从小学一年级起家长没接送过一次，不止是我，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上学自己往，放学自己回。后来我们同住在东关的同学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东关队，高年级的照顾低年级的，大家互相帮助。每当学校放假组织活动，老师就让我们以东关队为单位选出队长实行自治。队长很负责任，带领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到各单位给人家扫院子，还带领我们勤工俭学，到处捡玻璃瓶子和碎玻璃片然后卖到收购站，所得钱交给班级同一治理使用。当然我们也调皮捣蛋，记得有一次队长带领我们到一个离县城不远的快要干涸的池塘里挖泥鳅，我们挽起裤腿，卷起袖子，脱下鞋子到泥里用两只手挖起来。泥鳅还没挖到，被蚂蝗叮上了。这种虫子不但咬人而且吸血，它一旦叮上人就会使劲的往皮肤里钻，当我发现自己的腿上叮着一只蚂蝗时，吓得哇哇大叫，还是男孩子有办法，拿起鞋底冲蚂蝗叮咬的四周使劲地拍，几鞋底拍下往，蚂蝗自动脱落了。后来大人们告诉我们抹烟油和清凉油会防止蚂蝗叮咬。以后再挖泥鳅，我们就在腿上抹上清凉油，蚂蝗闻到清凉油的味就不敢靠近了。那年的暑假我们往挖了很多次泥鳅，也挖了很多条泥鳅。

　　天天上学，我都要途经县城一条街。记得这条街上有一家“国营红旗饭店”，一家“国营百货公司”，一家“国营新华书店”。当时也有个体经营，有镶牙诊所、自行车修理展、理发店、照相馆。我同学的父母就是开照相馆的，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比我们好得多，我们穿绒衣绒裤的时候，她穿毛衣毛裤，我们穿一件棉衣，人家棉衣外面加一件棉猴（当时给有帽子的大衣叫棉猴），我们好不羡慕。城里的居民一般家里都有门脸房，门前摆摊，有卖瓜子的、卖麻花的、卖烧饼的、卖西瓜的。那时候卖西瓜的可不像现在一车一车的卖，都是把一个西瓜切成多块，摆在桌子上，5分钱一块，卖主拿着一把芭蕉叶扇子不停地扇着，买主一般一次买一块。城里还有一个露天的戏院，晚上有时候放电影，有时候演戏。电影票5分钱一张，戏票一毛钱一张，只要有5分钱肯定会往看电影，《鸡毛信》这场电影至少看了十遍。有时候5分钱也没有，就等在戏院大门外面，等电影快结尾时大门提前几分钟打开，大门一开我们立即蜂拥而进，结果是你挤进往了，电影也结束了。每当戏院演戏，一般是我父亲带我往，演什么戏，当时我还看不懂，但知道是京剧。看京剧我最喜欢看花旦，喜欢花旦头上戴满花的样子，每次看完戏，回家我也找一些花啊绸啊什么的戴在自己头上模仿着比划着。我最不爱看花脸，花脸一出场，就吓的捂上眼睛，害怕他从台上跳下来。至今我很喜欢京剧，经常到KTV往唱几段，想想可能是受小时候的影响。整个小城就一盏路灯，晚上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只有卖烧鸡的敲打的梆子声和吆喝声把寂静的小城夜晚渲染的既生动又神秘。时光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小城的人们就这样舒适的生活着。

　　忽然有一天，小城的街上贴满了大字报，到处是***的队伍，到处是喊口号的人们，大家都戴起了红袖标，袖标上有的写着“红卫兵”，有的写着“先锋队”，有的写着“起宏图”。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学校也停课了，高年级的同学开始串联，后来批斗校长，还以班级为单位批斗班主任。我的小学从一年级一直读到8年级。60年代末，我和母还有弟弟们离开了那个小城回了老家，由于我母亲不再在工厂上班了，我们也就不能在城里吃闲饭了。

　　如今小城早已变了样子容貌，但我心中的小城依然存在。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曾经的小城，曾经的记忆，就让他在月色中随风荡漾吧。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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