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由于一个熟人又托关系，办成了一件别人办不成的事。

　　现在要办什么事，你不要说制度允不答应，要说上面有没有人。

　　平心而论，我国每年要颁布和补充各种新法3—5部，各行业针对治理漏洞出台的新规更是不尽其数，年年加码；比起从前，现在的法律规章应该完善多了，怎么穿篱而过的各种***游戏还越演越盛了呢？

　　建想法制国家，光制定法，堵塞漏洞就行了吗？

　　举个例子，一个无照司机把人撞了，执法人与他熟悉，就让旁边的有照者（朋友关系）替他承担，又找其他人证实被撞者当时违章。往医院检查伤势时，医院的人又被委托或是直接熟悉，大事化小，甚至事后一些症状被说成是宿病引起，与肇事无关。这样形成了一连串的“第一手资料”，再公道的法院也不能公判。“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形象地说明了很多人把完善法律的作用夸大而忽视了“人”，从而出现了法律越制定越多，***越演越烈的怪圈。这说的是刑法，是执法机关，其它行业的游戏更不在话下。

　　我们的国***手游戏法律法规已成为一种风气——不！应该说已成为被人羡慕的能耐。办不成事，那是你长着脑子不用，活该！每个人私下找朋友疏通关节时，听到的并不是劝你走“正规程序”——走正规程序我们还花钱找你吗？！听到的是如何完成一整套“设计”，上下联手造假，使它正当化、特殊化，从而办成。一些国民痛骂贪官贪吏：把他们杀了，把他们全革职。言外之意是新换上来的人会好一些，不再枉法。

　　——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度，怎样的民情（这里不讨论体制缺陷）？在网上可以看到大量心情文章：“是朋友你就帮我的忙，别问其它，把我和其他人拉在一起讲道理，就不是朋友”。港澳片中的大哥兄弟们，有难同当，明明是同伙欺负别人遭到反抗，还要助纣为虐，让坏人更坏，终成人渣，这种观念被很多人推崇。象西方法治国家那样的知心交友，就事论事，随时指出朋友的缺陷，避免沉沦，在我们国家那就是不够朋友——不管什么原因，你要帮我！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主，有奶的就是娘。

　　一位熟人他熟悉一位声誉很坏的贪官，贪官落马后他说“别人骂他，我不骂他，他一直对我不错”。——这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国民的观点：即使他祸国殃民，臭名昭著；他再祸害别人，但他对我好，我不能诋毁他。就像老百姓说的“秦桧也有一群知心朋友”一样，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指责。做事为人“对人不对事”，这是法治建设最大的祸害。现在的贪官如碰到什么难处，找一群做假证的人易如反掌，一些很朴素的百姓和贪官联手对付反贪机构——这是为老百姓办事，他们怎么会这样啊？！纪检和反贪部分工作难度很大，他们搞不明白强烈要求反腐的人是百姓，为了蝇头小利和小恩小惠忠实与人情的还是他们。每年春运期间对长途公交的超载查办很严，有些车明明超载了，看到前面有人检查，司机就让超载的人先躲起来，联手欺骗执法者。国家近年兴建的低收进群体保障房，很多被权力者暗箱操纵了，有很多百姓替他们“吃空头”，甚至帮他们经营，这种现象“全县城人民都知道”，却不能有根有据的查处——我们的法规还有什么用？这是有利于百姓的，百姓参与其中共同游戏，脑子有病了吗？

　　这涉及到我国的国情。来中国创业的外企都说“中国人是讲感情的”，这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是贬义词，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情大于法的”。如前所述，一个人要是不为朋友办点事，那还叫朋友吗？是朋友两肋插刀都在所不惜，何况利用手中之权行个方便。假如谁那时真的依法办事，不但成了笑柄，还会被四周人不齿。正由于“人情”时时刻刻在左右国民的人际交往，一些贪官落马后仍有很多底层的朋友为他奔走，这些人都是普通百姓，上面也有人碍于感情想法补救，往往不久后贪官又异地升迁，这样的事太多了！都理解为“利益关系”显然把事情简单化了，大文化背景的笼罩让我国的法制建设任重道远。

　　这里再说一个例子。某党校给培训干部上法制教育课，先做一个***测验，题目是“你的一位支属、亲密朋友、或发小等求你办一件事，这事在你的权限之中，但又不符合规定，你愿意帮忙吗”？采用无记名投票，畅所欲言。结果80%的人投了“愿意帮忙、不得已帮忙”，还有人弃权。党校是培养未来干部的，这就是说新的梯队中，尽大多数人都有为情枉法的潜质。清朝康熙年间两江总督李卫初上任时大力整顿吏治，抓了很多“贪官”，惊动圣上。康熙问李卫：你打算怎样处置？李卫说依法“咔嚓”，康熙问“然后呢”？李卫傻眼了。康熙再说：你以为新上来的人比他们好吗？现在再看这一段对话，就发现康大爷是从整个社会大文化背景看待“官吏文化”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官吏，不会是其它！柏杨先生说过：法律象一杯美酒，但我们拿来后从鼻子里灌进往，只能戕害机体。——执法人和执法的过程才是最关键的。

　　我们要抛弃人情尊重法律，做事论理“对事不对人”，这条道路还要多长？先问问自己，我们离依法治国有多远？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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