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碧水不碧，大地上奔跑着一条又一条黄龙黑龙。

　　蓝天不蓝，天空中充斥着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

　　2005年12月，共和国总理朱镕基率领周生贤、潘岳、熊跃辉等一行人，来到了松花江流域，视察了哈尔滨、大庆等城市和农村，沿松花江跑了一个遍。

　　此举表明：环境保护，已列进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松花江怎么样？他们似乎听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悲壮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们早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回了老家。20世纪40年代，我们又在松花江上为建立新中国而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建设了五十多年，我们又碰到了新题目。我们的松花江，又遭到了“敌寇”的蹂躏。然而这个“敌寇”不是外来的，而是产生于我们自己的手中！

　　朱镕基，是中国重视环保的第一位高级官员。在他担任第一副总理之初，***就曾公然说过，在中心政府当时的领导人当中，只有朱镕基一人懂得经济。无独占偶，朱镕基在接下总理的职位后，西方***便一直把他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甚至以为他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角色不可替换。五年任期倏忽将满。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不仅用行动回报了众人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他的期待，而且还用举世公认的成就，奠定了自己作为中国最卓越的经济治理者的地位。

　　他，是继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之后，又一位好总理。

　　与***的评价相对应，此时，在中心政府当时的领导人当中，只有朱镕基一人懂得环保。而这位懂得经济与环保的辩证关系的总理即将卸任，要让更有作为的同道来挑重担。

　　此刻，即将卸任的朱总理，剑眉紧蹙、倒竖，眼睛盯着舆图和一串串吓人的数字，胸中积蓄着一场风暴。

　　风暴的引言由朱总理作出，苍劲的声音是那么沉重，比铅块还沉重：“过往27年来，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创下了经济的奇迹。固然如此，但我们已经并正在付出沉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环境压力的制约，有如过往的粮食危机，带来‘中国人能否养活自己’的疑问……”

　　在场的人都知道，是***总设计师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是袁隆平誉满世界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使中国人民离别了饥饿。大家更知道，朱总理将夸大我们的环保意识与环保工作，而且预言的程度必然达到相当高度。

　　“今天，则是环境污染的资源短缺的‘中国忧虑’，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阅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同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论断，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理解、深度的理解。重经济发展、轻资源和环境保护，这不是真正的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我们要重视在环保条件下的高速发展，我们不仅要为现代人负责，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

　　朱镕基说到这里，环视在场的人，他的随行，还有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几个城市的最高主座，大家都会心地点头，神情与朱总理一样庄重、肃穆。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奉行实事求是的准则，我们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经济头脑。不能一好遮百丑，而要把百丑揭露出来，加以解决。松花江污染只是一丑，只是百丑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要揭百丑，就要把这一丑揭深揭透。揭丑而加以解决，是为了人民。松花江受化工厂污染，苯含量严重超标，导致哈尔滨全市停水四天，几百万市民陷进缺水恐慌。不注重环境保护，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朱总理引言一出，环保风暴立即席卷东北大地。这是中国大地上卷起的第一场环保风暴。

　　松花江流域的化工厂关停整改，东北三省大举植树造林。

　　朱总理卸任之前，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行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义举。

　　周生贤、潘岳、熊跃辉等人，给朱镕基当了一回***。朱总理回肠荡气、气壮山河的风暴引言，始终萦绕在他们耳际。

　　朱总理卸任后，他们分别走上了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副局长、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的工作岗位，决心把“***”的教诲来个彻底的践行。

　　二、第三次环保风暴

　　朱镕基不幸而言中。

　　周生贤、潘岳、熊跃辉和他的同事们，同全国人民一起看到了环境的进一步污染。国家环保总局从2005年以来，固然陆陆续续掀起了三次环保风暴，结果却灾情此伏彼起，危机越来越重。不是治理不力，而是治理障碍越来越大，简直固若金汤。

　　前三次环保风暴中，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年初对唐山市、大唐国际等地区和企业实施“区域限批”，第一次运用了非同平常的处罚权。

　　但是，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一幕幕污染黑幕，漫卷天际，横行大地；给人的印象是恐惧的：天地玄黄，触目惊心。

　　中国经济腾飞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污染。梦幻般的经济增长值，它的背后却是浑浊的空气、荒枯的大地、污浊的河流。

　　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给中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不良后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短短的十几年中，过于频繁的洪灾、旱灾和风沙特别是沙尘暴天气，还有水资源和农作物被污染等等，一直没有中断过。对此，国家环保总局虽早有察觉和警惕，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法律和行政手段予以遏止和改善，但无奈各地政商利益团体消极对待，甚或设置障碍，使得环保工作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从2005年年底以来，全国均匀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突发事故，其中70％是水污染事故。水污染题目随产业化的高速推进而急剧恶化，每年产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达630亿吨，理论上足以污染全国所有的地表水源。

　　2006年，七大水系中，劣质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九大湖泊中整体水质属劣质类水质的达7个。十多年来国家下拨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但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一些本已改善的流域又被重新污染；其中，长江的生态寿命已经不足10年。

　　凡事预则立，不予则废。

　　中国环保，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与发展、环保与生存的矛盾日渐尖锐，甚至在不远的将来会跃居社会矛盾的首位。难怪有先见之明的学者预言，未来的战争是“水”的战争、“环境”的战争。

　　纵观本日之中国，水污染之患高发。从白山黑水到大江大河，从滇池到太湖，动则某市停水数日，城区数百万市民陷进用水恐慌之中，静则产业和城市污水在快速“成长”。

　　铁腕治污，关系国运。

　　碧水蓝天，请回来兮！八百里洞庭洪泽，请回来兮！甲天下之山水，请回来兮！

　　三、第四次环保风暴

　　近几年夏天以来，太湖、滇池、巢湖接连暴发蓝藻。蓝藻如魔，发挥的宝贝是无边的臭气。

　　2007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太湖危机”，威胁无锡市上百万人用水。7月2日，江苏省沭阳县地面水厂取水口遭受新沂河上游不明污染物的污染，城区供水系统***封闭，城区20万人断水约40小时之久。

　　国家环保总局立即派人往查，才知饮用污染为新沂河上游山东化工企业排污所致。

　　此前不久，安徽蚌埠鲍家沟的村民得知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到来，齐刷刷、黑压压跪了一***。他们一片哀声：请求治污！我们要碧水！我们要蓝天！

　　检查组的同道无不涕泣。

　　他们回京汇报，总局的领导无不垂泪。

　　7月2日晚上，国家环保总局的会议室，电灯亮了通宵。不能不为之流泪啊！多好的中国人民！

　　在淮海战争的炮火、硝烟中，他们用大车、独轮车、双肩双脚为解放雄师运送军粮、子弹，使淮海战争胜利的辉煌光耀世界。

　　如今，他们用这种最特殊、最虔诚的方式请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请求各级人民政府大力治污、铁腕治污，怎能不催人泪下呢？

　　在1978年以前，温饱题目未解决，民以食为天！

　　在20世纪90的代以后，自然生态被破坏，民以水为天！

　　7月2日晚上的紧急会议，周生贤局长讲了会议的主旨以后，到会同道展开了深进的、深层次的讨论。

　　潘岳：两年前的松花江事件标志着我国进进了水污染事故高发期；今年进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爆发，标志着我国进进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而水污染危机的连续爆发，不是偶然的社会性事件，是大自然对我们破坏自然生态的严重惩罚，说明传统产业化的发展方式不仅使中国的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也严重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国外，一些媒体鼓吹的“中国环境威胁论”，也将攻击的主题从大气的污染转到水的污染，从饮水题目到水污染造成的地下水过度开采，甚至提出中国江河的污染造成对海洋环境更大的威胁。

　　周生贤：国内也有不少的伪环保人士，有种逆向种族主义的论调，什么“温室气体排放将让中国成为全人类的刽子手”，什么“中国，一个污染了地球五千年的民族”等怪论，形同汉***。这些言论于环境保护没有任何益处，只能使中国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闭着眼睛，看不到每个美国人的温室排放量是中国每个人的6倍多，在这种情况下，占人类一半需求的财富和原料的美国受穷奢极欲之生活目的所左右，力图把中国推上环境污染的被告席。须警惕环保题目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糊涂人从外部和内部打击中国的一根棍子。

　　一与会者：（插话）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投下的贫铀弹产生那么多的有毒气体，不仅危害了科索沃，也危害了欧洲。

　　周生贤：水污染已成为我国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一方面，我们要教育那些糊涂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环保路子。

　　检查组一主要成员：我们内部的糊涂人不少。不久前，无锡市委书记身在污中不知污，还有一套歪歪理。他向中外记者先容太湖污染近况时说，无锡走的是传统产业化的道路，必然会在初期碰到一些早期产业化国家所碰到的题目，包括涉及资源、环境和人口素质等困难。他并拿出英国的例子称，英国作为早期的产业化国家，其首都伦敦曾是“雾都”，泰晤士河是“臭水河”，所以说生态遭受破坏的题目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题目”，随着产业化步进中期，经济增长和环境影响都放缓，而随着产业步进后期，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都会相对下降。这一席话，布满了僵化的教条和形而上学因素，似在暗示中国要等到产业化步进后期，污染才能下降。但是，先发展后治理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误区，尤其是像地下水污染，即使花费极其昂贵的代价也难以恢复原状，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富国面对水污染也只能扼腕叹息，何况我们中国？

　　检查组另一成员：我以为，环保比发展更重要。但是，很多人的看法与此相反，他们以为发展比环保更重要。试想，像太湖流域这个肥沃繁盛的地方，有苏州、无锡、常州组成的“苏锡常三角”等高速发展城市创下了GDP占全国十分之一、财政收进占全国十六分之一的经济神话，但这个地区的产业污染、生活污染都极其严重，终极生态危机爆发。资本高度集中，人均收进最高的地方，干净水都喝不上，富了又有何用？（与会职员都向他投来赞赏的目光）

　　潘岳：按照较为现实的估计，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至13％；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被环境污染所吞噬。

　　周生贤：而在所有污染环境的事件中，水污染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次又一次的水污染事件，不断敲响我国水危机的警钟，触动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那根敏感神经。尽管如此，污染仍在继续，严重性仍在加大。目前，我国的流域污染形势严重。

　　潘岳：我国的污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进夏以来的一连串污染事件，就是传统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本钱到达临界点的标志。面对外部***的压力和内部水污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威胁，如何才能破解这种不断重复、日益频发的水污染困局呢？

　　周生贤：目前能采取的办法，（斩钉截铁地）就是对环境违法突出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加大重点湖泊水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重点研究化学需氧量减排的政策措施；深化产业污染防治，特别是强化针对产业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重点保护好农村水源，妥善处理生活污水和垃圾，防止产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熊跃辉：保护好水源，是最大的惠民。

　　会议结速之后，立即付诸行动。

　　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实行“流域限批”，这是短短半年来第二次动用这项非同平常的处罚权，也是自2005年以来环保总局掀起的第四次环保风暴。

　　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题目突出的6市2县5个产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就是停止这些地区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直到他们对所存在环境题目的整改达到要求为止；并对流域内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

　　上一次，区域限批；这一次，流域限批！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此次限批除了要求限批对象“关停整改”外，还要求所有限批城市必须立即启动城市发展和区域主体功能和生态功能定位，为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奠定基础。

　　四、环保强国梦

　　科学发展强国，离不开环境保护。

　　国家环保总局掀起的第四次环保风暴所到之处，处处碰到行政壁垒，处处碰到棘手事情。

　　这早在局长周生贤意料之中，所以公布流域限批的第二天，即2007年7月4日，他就作了“下集预告”：将把水环境综合整治作为重点，铁腕治污，在该年下半年实施环保“五大战争”。

　　他希看能从第四次流域限批开始，探索一条将行政手段、市场气力、公众参与相结合的治污新路，也即用市场的气力、用环境经济政策来遏制污染，而且要建立“环境后督察”制度。

　　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网站公布了由总局挂牌督办的全国38家环境保护违法违规企业名单。这38家企业中，有13家属于县、县级市、镇一级的企业，也由总局督办，似乎不太正常，由于从县属企业到国家环保总局，按照隶属行政关系，中间还有县、市、省三级环保行政主管部分，难道说这三级政府部分就管不住一个县属、镇属的污染企业？目前这样由国家总局挂牌督办县、镇所属违法企业，实在是国家行政资源的一种浪费。

　　可以想象，在各地都以GDP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县、市、省三级环保行政主管部分管不住一个基层的违法违规企业，自然就有了很多理由，如有的环保执法部分经费不足，把被监管的违法企业当成了创收对象，只罚款不纠正，一旦企业纠正了，一些部分就断了财路；也有一种情况是执法部分对违法企业公正执法，经常会遭遇地方保护。由于在不少县、乡等基层单位，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是被地方有关部分挂牌的“重点保护”单位，是“零干扰”企业，一旦有执法部分检查，或者新闻***曝光监视，事前会有内部人透风报信，或者会有行政领导出面说情，使执法部分的监视力度大打折扣。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监管不到位。自2003年9月生效的《环境评价法》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查、或者经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分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可是，在这挂牌督办的13家县级以下的企业中，有好几家就缺乏环评报告，被要求补办。这样连最基本的环评手续都不具备的企业，当初是怎么上马的？又是怎么一层一层通过验收投进生产的？监管部分对这类违法企业又依法提出了哪些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的建议？

　　令人忧虑的是，6市2县的财政收进将会因“流域限批”而大幅缩水，刚性开销决定的财政缺额如何填平？5个产业园区因“流域限批”几乎被判“死刑”，32家重污染企业因“挂牌督办”可能会装模作样紧急添置除污设施。当治污动真格时，这类工艺落后、原本就依靠牺牲环境换取利润的企业，恐怕一家都生存不下往。税收和利润没了暂且不说，最棘手的是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工人的生计怎么办？这些题目如不能妥善解决，“流域限批”的命运很可能也会跟以往的环境执法一样，虎头蛇尾，以环保部分的“妥协”而告终。

　　潘岳带着检查组一路看往，触目惊心的现状逼着他一再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想：假如没有催生出新的制度，就解决不了根本题目，环保风暴已经走到尽头，一些地方部分之所以没有对环境污染足够重视，是由于包括“区域限批”、“流域限批”在内的政策还没有碰触到官员们的底线。政绩考核制度的“GDP”核心不变，造成重大环境事故和污染的官员不被问责，这两条不变，行政手段再强硬，执法再严厉，也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限批”已经是现有法律政策框架中，环保总局能动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也可以说是环保部分最后的“杀手锏”。一般说来，越是重要的权力越不能轻易使用，最致命的“杀手锏”总是要等到最危险的时候才出手。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环保总局两次动用手中最大限度的行政处罚权，无疑足以表明，以前环境污染和环境违法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非同一般的地步，单靠“哪里有污染，哪里就搞整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式的传统治理手段已经远远不够了。“杀手锏”倘若再不奏效，环保部局又当如何？

　　以太湖为例，由于太湖的治理涉及苏、浙、沪、皖各地的排污权、用水权乃至发展权，而区域行政主导下的太湖流域治理使得太湖水资源产权不清，太湖治理权责不明，导致太湖治理十多年，耗费巨资，仍功败垂成。即使在江苏一省之内，也存在着地区之间的环保权责纠葛。一位宜兴的环保官员称，宜兴市由于太湖污染受到较大的责难，而实际上来自上游常州的过境污水可能比宜兴的排污量更大，但是常州企业的排污状况却较少受到关注。

　　每当出现区域性重大污染事件，时论的靶子首先打“地方官GDP至上”。这个说法成立，却未击中要害。行政区划下的官制和政府吃喝拉撒都成包袱的现状，换谁都会GDP至上。否则，税收、利润、就业没一样有着落，政绩不政绩已在其次。

　　在权限范围内，环保总局想尽了招，先是项目环评，再是绿色GDP试点，这一次又要尝试环境经济补偿制度评估。然而，每一项新招，均受制于流域产业分布之困，产业分布又受制于流域内经济补偿制度之困（在现行地方分级独立自成一体的行政运作及分灶吃饭财政下，流域经济补偿制度很难建起来）。下游奔小康，上游图温饱，上游怎么肯心悦诚服作牺牲？

　　今年年初的“区域限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4个市和4个团体都迅速整改。但当人们问到对这次“流域限批”抱有怎样的期看时，潘岳的回答却令人意外：“恰恰相反，我不敢有什么奢看，由于环保局的权能太有限。”他以为，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有着中国超过60％的人口和65％的GDP，它们的题目解决了，中国的环境题目就基本解决了；他们的题目解决不了，中国的环境题目就永远解决不了。和这样的目标相比，环保总局限批几个市，实在是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