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张家口市堡子里鼓楼东街三号居住。堡子里这片地方，是张家口的起始地，发祥地，老街道，老屋子。既有不少历史的遗存物，又有不少的故事。那些历史的遗存物依然存在，不少的故事却是销声匿迹了。

我讲的这些事儿，实在算不上什么故事。什么是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听起来引人进胜，想起来真实可信。我讲的这些事儿，平平经常，没有一点儿引人进胜的情节，真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可是，有人偏偏说我在讲故事，我也没辙。

我们住的这个三号院，原来是银行家属宿舍。开始，住的都是银行的职工。我的一个远房亲友为了上班近一些，和我调换了住房。那时，社会上还不时兴盖商品房。偶有条件好的单位盖几间家属宿舍，到分配时，也是闹得鸡飞狗跳墙。住排子房的，在房前房后屋檐下垒炉子做饭，地方大一点儿的，可以放一张床，孩子结婚住大房，老人蜗屈在小房。那时节，人人如此，家家如此，全社会如此。每当节假日，满大街都是推砖头的，拉椽檩的。待材料齐备时，请一个行家里手，找几个狐朋狗友，乘一个休息假日，起个早，搭个晚，一天便大功告成。来上几瓶当地自酿的八角三分钱一斤的所谓“八三”大曲，一个个喝的摇头晃脑，乘兴而回。一间小房就此落成。

那时，你往谁家串门，家家户户院子里都盖得严严实实，在那狭窄的通道上行进，对面过来人，只得侧身而行。碰着两个推自行车的人相遇，那就更惨了，摇摆半天，累你一身汗，方才过得往。遇着一个是弱者，只能是一个退回往，放过一个，另一个再过。

我住的斜对门，是十一号院。和我们这个院子相比，不同之处是，一个是长条院，一个是方正院。院中的杂乱程度，如出一辙，都是大杂院。在这十一号院里，当时住着两位地委的干部。一位是地委秘书长崔亨柱，另一位是地委农工部部长于立耕。他们都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道。论年龄，都是四五十岁之人。当时我是地直企业的一名“以工代干”，看这些地区的领导们都是仰视的。住的固然门对门，并不熟悉。和崔亨柱见面的时候比较多。我天天七点半出门，他大概也是这个时间上班走，所以，三天两头出门时见面。久而久之，由开始的互不理会，变作微笑点头，以示招呼。他呢，脸是红扑扑的，细高挑，早晚总是微笑着，手里拿一个小收音机，举在耳旁，一边走，一边听。当时，都听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听新闻，收看中心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不少人生活中的第一要事。几乎天天早晨都目送他渐渐走远。住了几年，又经常见面，却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知道他是秘书长，他却不知道我是那一路神仙。

所以，我和崔亨柱只能算作熟悉，尽对算不上熟悉。而熟悉，也只能算作我熟悉他，他未必熟悉我。和于立耕的熟悉程度，还不如和崔亨柱熟悉。在其他地方和崔亨柱见面，同样会微笑着，点点头。可是，对于立耕，仅仅是只知其人，未见其身。斜对门，出来进往的，说不定也见过，只不过是对不上号。然而，我和于立耕的老伴却熟悉。老太太姓沈，担任鼓楼东街居委会主任。老太太的这个主任，还是不脱产的，同时负责打扫鼓楼东街的卫生。罩着头，带着蓝色的大围裙，推一辆小车，车把上挂着一个袋子，把顺便捡到的塑料带，酒瓶，报纸等杂物装在袋里，收集起来卖废品。夏天天长，还好一些。每到冬天，天刚蒙蒙亮，沈主任握着竹扫耙，由西向东，“唰，唰”地扫着。清晨肃静，万籁俱寂，那一下一下的扫地声，清楚地传进每家每户的院落中。我家在路北，临马路有一扇小窗户。睡在炕上，那扫地声听得清清楚楚。久而久之，这清楚的扫地声成了我家不用对时的马蹄表，一听到扫地声，起床，洗漱，整理家务，吃早点，有条不紊，正确无误。街道经常不断地检查卫生，我们总是说，孩子多，家里邋遢。沈主任也总是说，这么多孩子，这就很不轻易了。老人那慈爱的面孔，总是显得那么宽厚。至今我都在思念老人。

往年，我曾回往过。那次，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鼓楼东街。街道依旧，院落依旧，只是显得更加破旧。据说，这片老城区要改造，修旧似旧，恢复成旧时的老样子容貌，现在处于等待期。我站在街头，深情地凝看着生活多年的故居，人往物非，顿觉凄然。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那些老邻居来。

我记得，忘记是在什么场合了，我曾经念叨过这件事儿。在场的年轻人一个个不置可否：

“侃吧？地委秘书长住在大杂院？”

有的说：

“部长的老伴扫马路，捡褴褛？”

有的摇头，有的用一种别样的眼神看着我，似乎在说，这般年纪了，说话竟然如此没谱。有的甚至说：

“编的故事吧？”

我茫然。我想分辨，可是，大张嘴，却说不出话来。